《城市土地批租》连载浦东史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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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段时间,人们会看到从市府大院出来的一群生龙活虎的“少壮派”们拎着皮包、穿着洋装,满面春风地飞向香港,领队的访港学习团团长明明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夏克强,但他此时的身份“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更有意思的是,该团的“顾问”、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曾庆红,则以“上海经济发展研究会顾问”的身份也在访问团中。如此之多的上海市高级官员和高级专家的访港学习团,各自皆以“会长”“理事”等身份出现在香港各界,其中奥妙何在?

  有人后来问夏克强,他公开了其中的“秘密”:当时我们带着如何港口、开拓实业和土地批租这三个任务去学习与考察的,前面两项任务没有问题,但土地批租十分,因为我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一直是国有的。虽然八十年代全国都已进入改革年代,但对土地的资本化动作中央没有任何说法,而市里派我们到香港学习,就是为了给上海城市和浦东开发过程中的土地批租方面积累些知识与经验,这在当时是个极其的问题。那时香港尚未,如果我们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去做这类事,有可能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

  学习团成员、后任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王安德告诉我:在香港的两周学习,为日后启动上海老市区建设和开发浦东所带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后来我才知道,王安德所说的“历史性意义”,原来是指从香港学到的“土地批租”经验,后来几乎成为成就浦东开发的一个关键性“魔法”,因为的上海,可以说“穷得叮当响”,而无论是老城区改造,还是浦东,没有钱,一切等于空谈。土地批租,则使得“穷得叮当响”的上海从此财源滚滚……

  走出去,到自己的土地上学习的城市经验。王安德还告诉我,在那次出访之后,他和上海一批官员与专家,同许多香港同胞建立了亲密,其中有后来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

  “我经常这样说,人的生命总有到尽头的那天,到了那个时候,要回想的一生,你对社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两件事:一件事是香港回归,另一件事就是内地的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这是2014年已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接受采访时跟王安德说的话。

  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梁振英曾经无私帮助过上海和内地诸多城市中的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梁振英等来回飞往内地全都是自己掏钱,甚至连在内地住宾馆酒店都是自掏腰包。“他在帮助我们编制国际招标书时,不仅手把手教,甚至最后连英文版本都是他亲自动手、连夜加班赶出来的,并且从头到尾全部劳动,帮忙帮到底的。真是一片拳拳赤子心啊!”王安德难忘他与梁振英等一批香港同胞结下的真挚。

  “我们上海最早搞土地批租这条路,其实也是逼出来的。”后任浦东新区第一任区长的胡炜说,在他任黄浦区副区长的1986、1987年时,在延安路过江隧道边搞过一次旧房改造。“那个时候还没有推行土地批租,用的是老办法,政府拿出全部家底,先把金陵街道那半平方公里的一块地上的百姓旧房与简易房子拆了,然后造了两幢24层的居民楼,每套按60-80平方米建的,建好后总共660套。哪知我们区里费尽心血,建了这两栋楼,结果分房的时候有一道算术题无论也算不下去了:新建的660套房子,必须分给原来拆迁的880户居民……后来我们把这一情况到市里,市领导跟着我们唉声叹气,说:按这么个办法,上海的旧房改造,没有一百年完不成。想想看,一百年都不能百姓的住房困难,这上海还能是人待的地方吗?”胡炜因此万千道:“从某种意义讲,土地批租,让绝望之中的上海,看到了一条活路和希望。”

  土地批租,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就是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进行有偿转让,使原本“死”的地,能够地活起来,从而让钱滚滚而来。然而,让土地从“死”到实现“活”的过程,对开放和刚刚开放的中国来说,就是一场艰难的破冰之旅。尽管今天看来,城市土地批租之风的盛行也给社会发展带来另一种“病”——有点像我们因为“肥胖”而患上了富贵的“糖尿病”一样。但无论有一点肯定:土地批租,给了中国改革特别是城市化进程而不可的助力,这一点毋须怀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土地批租,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决定和决策这件事的,正是江泽民在上海执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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